人口是社会的主体，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面临的重大问题无一不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问题密切相关，了解我市人口状况也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最基本前提。为此，我们根据各地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报，比较分析我市与省内各市在人口数量、结构、素质三方面的人口发展状况，为我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制定相应的社会经济和社会保障政策提供人口数据支持。

一、常住人口规模扩大，占全省比重上升至第10位

以 2010 年11月1日零时为“六普”标准时点，我市常住人口为459.20万人，在省内各市列第10位，占全省总人口的5.8%，在省内排位从十年前的第12位上升至第10位，超过了扬州和连云港市。常住人口规模位居全省第1位的是苏州市，凭借巨大的流动人口数量，首次突破千万，达1046.6万人，超过徐州、盐城、南通成为全省人口第一大市，也跃居国内十大“超级城市”行列，其余依次为：徐州858.05万人、南京800.47万人、南通728.28万人、盐城726.02 万人、无锡637.26 万人，镇江人口最少为311.34万人，其余市均在500到400万之间。与2000年“五普”相比，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苏南五市常住人口所占全省比重在增加，苏中、苏北地区的常住人口所占全省比重在下降。比重增长最快的苏州为4.0、南京1.8、无锡1.1、常州0.7和镇江0.1个百分点；比重下降最快的依次为盐城1.7、徐州1.3、南通1.0个百分点。这种趋势反映了人口的流动和经济的格局是协调一致的。近十年是苏南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期，经济活力不断增强，吸引大量外来人口流入，乃至成为全省、全国外来人口的快速集聚区之一，从而也改变了全省各地区人口分布格局。

二、性别结构缓慢上升，居第5位

我市常住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04.01（女性= 100），高于全省101.54的水平，居全省第5位，比我市户籍人口性别比99.72高出4.29。排在前4位依次为：无锡107.79、南京107.31、镇江105.14、苏州104.10；南通为最低89.67，性别比在100以下还有淮安、扬州、泰州。与2000年“五普”相比，我市性别比上升了2.25，增幅居全省第3位，前2位分别为苏州5.97、无锡4.08，镇江1.42居第4位，其他市均不同程度下降，幅度最大的市分别为淮安5.75、连云港5.25、宿迁4.42。总人口性别比受出生人口性别比、死亡人口性别比、分年龄人口性别比，以及目前年龄结构的影响。此普查数据表明，影响最大的还是分年龄人口性别比，总人口性别比上升和排位居前的城市，与外来人口涌入较多成正比，也表明外来人口流入以男性居多。

三、家庭户规模进一步缩小，居第2位

我市常住人口平均家庭户规模为2.71人，与2000年“五普”相比，下降了0.28人，居第2位。第1位南通2.65人，南京、无锡、苏州、泰州、盐城、镇江分别为2.77人、2.78人、2.84人、2.89人、2.90人、2.92人.其他市在3人以上，最高的为宿迁3.51人。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主要由于生育水平不断下降、迁移流动人口增加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住房条件的改善，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现象增多等因素的影响。

四、人口年龄结构步入黄金期，总抚养比下降居第5位

1、儿童人口比重下降，居第8位。我市0-14岁及以上常住人口为52.8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11.5%，低于全省1.5个百分点，居第8位，比我市户籍人口的10.9%，高0.6个百分点。比重较低的前4位的市分别为：苏州9.2%、南京9.5%、无锡和镇江10.3% 。比重较高位于后5位的市分别为：连云港19.5%、宿迁19.0%、徐州18.0%、淮安16.8%、盐城14.4%。与2000年“五普”相比，各市0-14人口比重都呈现下降趋势，我市下降5.1个百分点，居末位，下降幅度最大的三市分别为连云港、宿迁均为7.3个百分点，徐州7.0个百分点；泰州、南通、镇江分别下降6.8、6.7、6.4个百分点；其余市在5个百分点之上。0-14岁人口比重下降，不仅体现了计划生育的工作成效，也体现了人们生育观念的显著变化。由于苏北地区0-14岁人口基数较大，因此下降幅度较多。

2、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居第5位。我市15 ～64 岁常住人口为361.4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78.7%，高于全省2.6个百分点，居第5位，比我市户籍人口的76.7%，高出2个百分点。比重位于前4位的市分别为：苏州 82.3 %、南京81.3%、无锡80.2%和镇江79.3%。比重位于后4位的市分别为宿迁70.8%、连云港71.4%、徐州71.6%、淮安72.8%。与2000年“五普”相比，各市15 ～64 岁人口比重都呈现上升趋势，我市比重上升4.0个百分点，居第8 位。排在第1位的是苏州上升6.3个百分点；南京、无锡、连云港均上升5.2个百分点，排在后4位的市分别为：盐城1.5、扬州2.1、南通2.6、泰州2.8个百分点。数据表明，由于苏南地区大量青壮年外来人口的流入，导致此年龄段人口所占比重较高和增长较快，同时也反映苏南地区劳动力资源相对富裕。

3、老年人口比重缓慢上升，居第9位。我市 6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为44.9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9.8%，低于全省1.1个百分点，居第9位，比我市户籍人口的12.4%低2.6个百分点。比重最高的为南通，达16.5%，其余依次为泰州、扬州、盐城分别为14.2%、12.5%、12.0%，比重在10以下的有苏州8.5%，南京和连云港为9.2%、无锡9.5%。与2000年“五普”相比，各市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除苏州下降1.1个百分点外，其余市都呈现上升趋势，我市比重上升1.0个百分点，居第11位，上升幅度最大的南通、盐城分别高达4.1和4.0个百分点，泰州、扬州、淮阴三市分别为3.9、3.3、3.0%个百分点，增幅在1个百分点以下的是南京和无锡，为0.7个百分点。按照人口老龄化国际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7%。全省13个市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但各市老龄化程度及发展速度差异巨大。数据表明，由于苏南地区中青年外来人口的流入，延缓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65岁人口所占比重及上升幅度在省内较低，苏州比十年前还下降了1.1个百分点；苏中和苏北都属于人口流出地区，人口老龄化加剧，最高的南通和最低的苏州65岁以上人口比重相差8个百分点。

以上三组年龄结构表明，十年来，各地的人口年龄结构都经历了剧烈的变化，但各地差异明显。人口转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仅反映在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总量，而主要取决于人口结构。按照以上三组年龄结构计算各地总抚养比，来衡量社会人均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负担，显示出各市已步入低抚养比的人口年龄结构黄金时期，我市总抚养比为27.1%，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负担27名被供养年龄人口，位居全省第5。比重较低的前4位是苏州21.5%、南京23.0%、无锡24.7%、镇江26.0%，最高的是宿迁、连云港市分别为41.2%、40.1%，其他市在30%-40%之间。13个市与十年前“五普”相比，都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最快的是连云港和苏州，分别达11、10个百分点，我市下降6.9个百分点，居第8位。这样的人口年龄结构不仅意味着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负担较轻，还意味着较高的储蓄率和较强的社会需求，对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非常有利。国外研究结论，由劳动年龄人口高比重所做出的GDP贡献比例高达1/2至1/3。

五、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倍增，居第 3位

全市常住人口中，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程度的人口为53.80万人，比2000年“五普”增加36.79 万人，增长2.2倍，高于省2.0倍的增速，居第3位。位居前2位的是苏州和无锡，增长3.5、2.3倍，宿迁和淮安两市紧随其后，增速在2.0倍，其他市增速也都在1.4倍以上。从每十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数来看，我市为 1.17万人，居第4 位。位居第1位的是南京，高达2.61万人，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市。苏州1.40、无锡1.29万人分别位居2、3位，镇江1.15万人，排在第5位。其余城市均在1万人以下。与2000年“五普”相比，我市每十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数增加7199人，增长1.6倍，居第9位。宿迁和淮安两市居前2位，分别增长2.3、2.2倍；苏州、南通、泰州三市均增长1.9倍；连云港、盐城二市均增长1.8倍，无锡增长1.7倍。

从以上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分析看出，人口的发展状况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反映。虽然我市人口在增长规模、结构、素质方面处于苏南第一方阵，但与苏州、无锡和南京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表现在劳动力人口负担相对较重，吸引外来人口数量，尤其是引进高层次人才等方面不足。从常州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看，今后一段较长时期内仍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人力资源存量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财富基础。为此，我市应充分利用好现有“机会窗口”，把“人口红利” 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引擎，转变为现实的经济增长红利。

1、充分发挥人口结构优势，大力促进就业型的经济增长。一国或地区的劳动力资源配置能否得到最大化利用，取决于经济中是否实现充分就业。我市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人口结构的转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提高的“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以及老龄化社会进程的加剧，劳动力供给的短缺不可避免。因此，在这一时期，劳动力资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延缓这个“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而保持较高的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就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依据就业优先原则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现代工业、服务业道路。

　　2、提高城市吸引力，吸纳更多各类人才。目前，人口转变中获得的“人口红利”正是经济增长的战略机遇期。但是，“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源泉。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殆尽。如何应对“人口红利”的枯竭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讲，收获“人口红利”程度取决于外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的程度。因此，加快城市开放，统筹城乡发展，是实现收获“人口红利”的主要途径。我市应积极通过政策手段，有目的、有序地引进外来农村年轻人口，以求延缓老龄化进程（苏州人口年龄结构最为典型），并在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促进劳动力人口、就业者的职业构成、人力资源和人才储备等人口素质结构的提高，为促进我市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年轻、具有较高现代科技水准的人口环境。

3、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源泉。长期以来，我市经济增长呈现出一个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通过源源不断地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实现了30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然而，农村剩余劳动力总会有枯竭的时候，劳动力短缺时代最终会到来，届时经济增长的动力只能来源于技术的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这样一种增长模式就意味着产业结构的转型，人力资本存量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财富基础。因此，我们从现在起必须不断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4、提高劳动力成本，促进消费需求持续增长。长期低劳动力成本严重影响企业健康发展。当收入低得不足以维持劳动力本身的简单再生产时，劳工的社会供给就会出现问题。近年来，由于长期不涨工资、缺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劳动条件恶劣等原因，“珠三角”、“长三角”的制造业出现“技工荒”、“民工荒”，导致企业因招工不足，只得取消订单，甚至停产歇业。改变目前许多领域实际存在的“不完全的劳动力成本”状况，按劳动力成本实际构成完全支付劳动力成本，有利于提高经济运行的良性程度。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形成合理的劳动力价格，给予人力资源以相对准确的回报。尽可能将初次分配的不公平程度压缩在有限范围内，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再通过合理的税收等再分配手段来调整，大力减少低收入人群。提高劳动力成本，还直接有助于释放潜在的消费需求。

　  5、未雨绸缪，完善养老保障体系。人口问题非常复杂，影响也非常深远，在目前人口红利的增长期，必须未雨绸缪，统筹考虑，迅速壮大我市社保基金，把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资本积累问题提前解决，建立和完善有效、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公共财政在社会保障及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积极应对人口发展带来的新挑战。

注：“人口红利”是指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撰稿人：高舟维

核稿人：杨　珏

签发人：吴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