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市统计局

常州与沿海地区第一集团军主要城市发展对比研究(中)

发布日期：2007-05-24 来源：本网站

常州与沿海地区第一集团军主要城市

发展的对比研究(中)



常州市统计局课题组



三、沿海地区第一集团军几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和比较

考察沿海地区第一集团军萌芽、形成，到发展、壮大的过程，我们可以粗略地认识到，沿海地区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正日益突出。但是，就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而言，由于各地经济基础、自然禀赋不同，体制改革、制度变迁方式不一，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又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珠江三角洲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

——以开放型经济为先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尤以深圳、广州、珠海为代表。

上世纪后二十年，我国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迅速崛起，引起了世人的关注。纵观其发展历程，除了得益于 “率先开放”、“特殊政策”的“先发效应”以外，与这个地区的历史背景、区位特点以及当时我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密切相关。早在清朝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心城市广州就以“十三洋行”闻名于世，英国人甚至将我国当时限制在广州一地进行外贸活动的做法称为“广州体制”。即使到了实行计划经济的新中国，广州依然保持着自己“外贸首都”的地位不变，一年一度的“广交会”，几乎是当时外国人与中国做生意的唯一机会。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提出了渐进式改革的总体思路，决定“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振兴经济之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位于珠江三角洲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被确定为我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四个经济特区（即试验区）。由于当时我国经济基础薄弱、制度环境封闭、观念体制僵化，与市场经济规则和国际通行惯例存在较大差异，因而设立经济特区后，除对其政府职能实行市场化改革外，还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参与经济特区的建设。经济特区利用国家赋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其独特的区位、人文、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等优势，着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使包括资金、技术、劳动力以及市场等在内的外来资源，极大地促进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化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使该地区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面向国际市场，由此逐步形成了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带动国内市场发展的外向型经济格局，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特区经济发展之路，也为我国沿海地区新工业化的发展，探索了一条有效的路径。

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崛起的过程，以及其所创造出的发展模式，对后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重大突破：一方面，80年代中后期，随着市场体系的基本发育完成，珠江三角洲地区迅速成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结合部，国内大量的出口商品由其直接或经港澳等地转口到国际市场，而海外进口商品又经珠江三角洲地区大量输送到全国各地；同时，加工贸易制成品除了大量出口外，带动了这一地区进口替代产业的兴起，生产出大批当时国内极为短缺的新兴电子类消费产品，并迅速向国内市场扩散，掀起了一波以电饭煲、电冰箱、电风扇为代表的“广货北伐”的浪潮，珠江三角洲地区也由此实现了从农业区向工业区、农村工业化向城市工业化的两大转变。另一方面，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区域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加快，金融、保险、商贸、信息咨询等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度逐步扩大，涉外法规日趋健全，投资环境逐步优化，产业结构更趋合理，区域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特别是面对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梯度转移和信息技术革命浪潮的兴起，珠江三角洲地区致力于科技创新、机制创新，又走出了一条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提高核心竞争力为中心的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新路子，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以IT行业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迅猛发展，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主导企业脱颖而出，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特色和亮点。据信息产业部审定，2000年全国电子信息产业百强企业中，珠三角有24家，其中前10名中占有2家；国家工商局权威认定的家电类“驰名商标”中，珠三角拥有8件。华为、TCL、康佳、中兴通讯、美的、科龙、格力、格兰仕等大型IT及家电核心企业，驰名国内外。2001年，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7市国内生产总值达7497亿元，是1991年的7.1倍，年均增长率达21.7%；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106.3亿美元，进出口总额1629.6亿美元，分别占全国22.7%和32%。

——以城乡集体经济为主要载体、以接受上海浦东辐射为重要牵引力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集中于苏南、浙北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尤以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宁波为代表。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黄金海岸线与长江黄金水道的结合部，是中国两个最大的经济带——东部沿海经济带与中部长江经济带的交汇中心。作为我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其化纤、纺织、机械、电子、钢铁、有色冶金等工业在全国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同时，这一地区集中了全国众多的科技与教育力量，拥有雄厚的综合科技实力，综合科研与教育水平代表着全国一流水准，是全国科技人才最密集的地区之一。长江三角洲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最为富庶的区域，工商贸易繁荣，历史积淀深厚，人文环境优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人文荟萃、工商辐辏的真实写照，“六朝古都”、“十里洋场”，见证了它曾经的繁荣和辉煌。江浙地区是我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19世纪末甲午战争失利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得以“船坚炮利”的军事工业为内容的洋务运动破灭，清政府开始考虑利用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通过发展民族资本工业和民用工业的新途径，来达到巩固政权、稳定统治的目标，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新政”，同时允许外国人在上海等地设厂。大机器、工业化生产引起了江浙地区有识士绅的关注，纷纷设厂开店，特别是苏南一带纺织、冶金等加工制造业由此兴起并渐成规模，开创了长三角地区现代工业发展之先河。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备战和建设大后方的需要，国家经济建设战略重点大幅度向西倾斜，“三五”、“四五”期间，在基本没有现代工业的中西部地区形成了一批重工业基地，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优势因此有所削弱，但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制造业中心。

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锡、常地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常州更是作为新兴工业城市而扬名一时，并与苏州、无锡一起开创了具有区域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子—— “苏南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苏南模式逐步扩展到了苏中沿江地区及浙北的杭嘉湖地区。进入90年代，随着开发浦东、发展上海、带动长江三角洲发展新思路的提出，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若干特区逐步向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转变，特别是上海浦东开放开发的快速推进和苏州东西两个开发区的积极兴建，使得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成为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之后外商投资的又一个热点。

在长江三角洲经济总体快速发展的同时，区域内部逐步开始出现分化。过去一些一味依靠乡镇企业和集体经济支撑经济增长的地区或城市，由于乡镇企业“厂长负盈，企业负亏，银行负债，政府负责”的产权形式与结构，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发展新形势，尤其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相对灵活的机制，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变得相对僵化，甚至出现了比较优势弱化的现象，这使这些城市或地区从9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发展势头有所趋缓。而上海以及毗邻上海的苏州、无锡、宁波等地则抓住改革开放的契机，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快、增长潜力最大、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地区，特别是苏州市，在主动接受浦东开发辐射的同时，积极致力于国家级、省级开发区建设，努力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东南亚、日本、韩国和欧美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外商的投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步伐大大加快，以IT信息产业、机电一体化产业、生物医药、精细化工、家用电器和新材料产业等为代表的支柱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十年来，苏州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22.3%，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速度达26.6%，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速度达44.0%，外贸出口额年均增长速度达51.2%；外向依存度则由10年前的8.6%上升到111.2%，成为苏南乃至沿海地区第一集团军中的佼佼者。

——以改革为动力、民营经济为主体、自我发展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浙江温州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

偏居浙南一隅的温州，背山面海,土地贫瘠,历史上从来没有引起过外人太多的注意。一方面，温州地处临海山区，人均耕地少，粮食缺口大，农业发展水平较低；另一方面，由于远离大中型工业城市和全国性市场，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都比较高，恶劣的交通条件，使温州地区没有什么近代意义的实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温州又由于地处海防前线，成为计划经济条件下从备战需要出发配置资源的“弃儿”，很少得到来自国家的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的关注和扶持，国有集体经济基础较差，没有像样的“国”字号企业。

存在决定意识，寡助唤起自立。正因为温州自然条件差、经济底子薄、关注程度低、本土发展潜力小，因此，他们固土守农的观念相应比较淡薄，受国家政策、传统体制的束缚也比较少。集体资源匮乏，他们就从一人一户干起，走典型的私人资本发展之路；自身资源贫瘠，他们就走出去闯市场，通过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经商，获取市场信息和技术，进行民间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赚小钱开始，靠小商品催熟了大市场，形成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区域经济特色，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奇迹，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

与“苏南模式”以乡镇企业集体经济为主、“珠海模式”以外向型经济为主有所不同的是，“温州模式”是以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为核心，其特征是以家庭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以农村集镇为依托、供销员为骨干的新型产销基地，以专业化市场为纽带的市场主导运行机制。温州模式具备家庭工业、个私经济、供销大军和专业市场四大比较优势以及产权清晰、内生力强的特点，每一次制度改革、产权改革和技术改革都是自发进行。温州经济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国内市场处于短缺经济时期，因此他们多以生产规模较小、技术含量和运输成本较低的商品为主。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温州地区产业结构逐步升级，在技术水平、产品品质、产品结构等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提高，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皮鞋、眼镜、服装、低压电器生产加工基地，打火机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皮鞋、阀门、眼镜、袜子、标识、打火机、低压电器、汽摩配件等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均在30%以上，有些甚至达到80%，并且拥有7个中国驰名商标。温州商品已成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最有竞争力的商品之一。2001年，温州完成国内生产总值932.1亿元，相当于1991年的10倍多，增长速度在24个城市中列第1位；地方财政收入63.4亿元，相当于1991年的6倍多，增幅高于24个城市平均水平4.3个百分点；外贸出口额则由1991年微不足道的0.18亿美元上升到20.1亿美元，翻了3番多。可以说，温州走出了一条“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民营经济自主发展的道路，成为当今中国依靠市场内生力获得成功的杰出代表。

除了上述比较典型的沿海经济发展模式外，还有一些城市的发展途径也具有比较鲜明的特色，如上海抓住浦东开发开放的机遇，充分发挥综合经济实力雄厚的优势，依托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经济结构逐步优化，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并迅速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青岛市依靠“大港口、大工业、大旅游”三大特色经济，大力发展资源型经济，通过着力培育大企业大集团，以点带面，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地处渤海之滨、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市，在城市建设上挥洒大手笔，营造优美的城市环境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第一集团军依靠各自的发展特色，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沿海地区各主要城市在保持自身发展特色的同时，出现了差异逐步淡化、模式趋向同化的迹象，如引进外资型工业化已经不再属于珠三角的“专利”——苏南地区外资企业已经成为工业化的重要力量；私人型工业化也不再局限于温州——民营企业在苏南、珠三角也已渐成气候。挤占国际市场份额、扩大招商引资规模、加速产业升级步伐、加快现代制造业基地建设，已经成为众多沿海城市一致的选择。

四、常州在沿海地区第一集团军中的所处地位和比较差别　

改革开放以来，常州经济与沿海地区其它城市经济发展的总体走势基本一致，进入了一个持续快速发展的通道，从经济运行的轨迹考察分析，也与全国几次大的宏观机遇相吻合，先后出现了几次高潮，跨上了几个台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征。但是，如果以经济的外向度、产业的现代化和增长的集约型等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综合指标，来做较为理性的分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常州虽然在80年代依靠发展乡镇企业、90年代依靠利用外商投资，经济发展先后上了两个台阶，但与沿海地区第一集团军在改革与开放方面的作为相比，却反映出较大的反差。虽然改革曾经走在全国前列，但当时的改革多以调整生产关系为主，与经济发展联系得不是很紧，对地区经济振兴的作用不甚明显；虽然开放一度有后来居上之势，但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后发效应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反观一些先进地区，或依托自身的独特优势，抓住机遇，扩大开放，通过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极大地促进和带动经济社会的全面振兴和发展，从而走在全国的前列，为世人提供了以开放获得大发展的典型例子；或凭借自己的传统特点，因势利导，大胆改革，通过培育、引导和建设市场，繁荣个私经济，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促进和带动了城市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以改革获得大发展的成功案例。

回顾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梯度变化和格局调整，常州在24个沿海城市组成的沿海地区第一集团军中，虽然经济总量与发展速度基本处于中游偏下水平，未有明显的位次变动，甚至部分指标的增长速度还高于沿海城市平均水平。但是，与八十年代初期常州在全国中小城市中所享有的影响相比，与常州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苏南板块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应有的地位相比，与近年来部分沿海城市快速发展的势头相比，我们不得不承认，常州在经济发展的后劲和活力方面，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表现出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较为明显的是三个方面的差距：

首先是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差距。长期以来，常州坚持并着力推进“稳定发展一产，调整发展二产，加快发展三产”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取得明显成效，三次产业比例由1991年的15.7：64.2：20.1调整为2001年的7.0：56.6：36.4。但是，由于第三产业发展基础较为薄弱，1991年三产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为20.1%，在24个城市中处于最后一位，低于当时24个沿海城市平均水平13.4个百分点，因此，尽管在整个90年代，常州第三产业增长速度快于24个沿海城市平均水平，使三产比重以平均每年提高1.6个百分点左右的速率上升，并且在十年中，先后超越了惠州、绍兴、威海、嘉兴、烟台、中山6个城市，但仍低于24个沿海城市平均水平6.8个百分点，在24个城市中处于第18位。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广州、上海、南京、天津相比，常州三产比重低10-20个百分点；与深圳、大连、厦门、杭州等地相比，也相差5个百分点以上。特别是1998年以来，我市第三产业发展速度有所趋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年下降，1998年至2001年，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分别为55.7%、47.1%、38.1%和36.3%，四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形成了目前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于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局面。

其次是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差距。近年来，常州把发展外向型经济摆到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不断创新发展思路，着力改善投资环境，加快推进开发区建设，招商引资工作取得重大突破。截止2001年，全市累计合同利用外资达86.4亿美元，累计实际利用外资46.0亿美元，全球500强企业已有20多家落户常州，各类外商投资企业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已达21.1%。但是，与闽粤的沿海城市和临近的苏州、无锡相比，常州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落差十分明显。1991年至2001年的十年中，东莞、厦门经济总量仅为我市的86%和83%，而协议利用外资分别是我市的1.3倍和1.1倍，实际利用外资分别是我市的1.8倍和1.9倍；苏州、无锡协议利用外资分别为72.3亿美元和30.0亿美元，分别是我市的6.3倍和2.6倍；实际利用外资30.2亿美元13.6亿美元，分别是我市的4.9倍和2.2倍。再从外向型经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出口情况看，常州工业增长对外贸出口的依赖度较高，出口对全市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贡献份额逐年上升，1991年到2001年的十年间，我市工业品出口以每年37.2%的速度增长，外贸依存度也由6.0%上升到40.1%，但与苏州相比，我市出口平均增速低7.3个百分点，外贸依存度低71.2个百分点。

第三是个私经济发展中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常州个私企业经营规模由小到大，经济实力由弱到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截止2001年末，全市共有个私工商企业10.81万户，注册资金125.9亿元，从业人员38.7万人，个私经济完成工业总产值354.6亿元，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达24.9%；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20.5亿，在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重达54.1%。但是，与苏州、无锡以及个私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温州市相比，常州个私经济无论在总量规模、资金实力，还是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都存在较大的差距。2001年，常州个私企业户数、注册资金、从业人数分别相当于苏州的51.1%、37.5%和51.1%，相当于无锡的77.7%、46.8%和71.3%；个私经济完成工业总产值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全市所占比重分别比温州低10.3个、19.1个百分点。

课题组负责人：张哲浩

课题组成员：恽东玉吴  煜